|
发表于 2020-3-4 10:4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
我们研究了八个战略失误案例以及四个无失误案例,结果揭示出一个共同的主题:个人和机构在面对复杂的战略抉择时,依赖于现实—认知模型生成的简化表示,否则错综复杂的情形会令他们不知所措。这些模型与客观现实的差异越大,决策者越容易出错,包括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对自身模型充满信心的领导人和幕僚,往往会漠视或轻视那些威胁—乃至改进这些模型的新信息。由于决策的关键在于利用信息,了解该过程如何失灵或把决策者引入歧途至关重要,而且应该是可行的。
拿破仑的认知模式的缺陷在于他认为,凭借自己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和强大军团,可以将自己的政治意志强加给在战争中落败的对手。他那不可一世的自负和宿命论,让他罔顾现实。拿破仑下定决心并说服了他惯于阿谀奉承的手下,遂于1812年入侵沙俄,企图迫使沙皇亚历山大进行决战,以将其一举击败。而亚历山大命令军队后撤,引诱拿破仑大军深入俄国广袤的腹地,以严寒、饥饿和哥萨克骑兵的突袭消灭之。拿破仑以为亚历山大会按照他的制胜计划行动,纵使亚历山大也知道这样做会战败。拿破仑应该深谙这其中的玄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方领导人根深蒂固的普鲁士精神让他们对全面胜利深信不疑,即使西线战事一度陷入胶着。因此,1917年,他们劝说易妥协的德皇威廉二世反对政治家的请求,恢复对美国和其他中立国船舶发动无限制的潜艇战,妄图通过此举围困英国,迫使其投降,因为美军至少要一年后才能抵达欧洲。在德国做出上述决定的几个月内,美国通过反潜护航舰队增援英国,而第一支登陆欧洲的美军部队比德国人预期的时间提早了一年。尽管德国陆、海军指挥官掌握了充足的情报,但他们被完胜的念头冲昏了头脑,没有仔细推敲(牵强的)计划失败的可能性。
希特勒的认知模型包含轻视苏联,雅利安人至上主义,以及笃信自己一贯正确(这可能掩饰了他心底的自卑情结)。消灭苏联让德国人在东方生活、耕种和繁衍的想法驱使着他。他确信在德国国防军的打击下,苏联红军、民众的意志力和政权会土崩瓦解,遂于1941年悍然入侵苏联。他研究了拿破仑犯下的错误,结果又步其后尘。虽然德军在情报和战略上存在失误,但希特勒误判的根本原因是他自己的过分狂妄、以及独断专行。希特勒的顾问团集中体现了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通病:缺少犯颜极谏的人。由于希特勒的失误,“千年帝国”只多存续了四年。
1941年,日本军方领导人推断,待美军从珍珠港偷袭中恢复元气,日军已经征服整个东南亚,到时候可以凭实力谈判议和。在这一推断背后,他们认定日本的种族优越性、军事实力和统御亚洲的命运。警示之声归于沉默。日本人对美国领土发动致命突袭,激怒了这个军事工业实力占突出优势的劲敌,美国上下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对于这个结果,日方早有预料。六个月之后,美国在中途岛战役中夺回主动权,最终打败日本,并将偷袭珍珠港的始作俑者送上绞刑架
同年,苏联领导人认定实施有限的军事干预,支援阿富汗政府军,可以迅速结束混乱的政局、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美国的图谋。他们的认知模型盲目相信军队,忽视了预示军队这次会失利的情报。他们认为,只要控制了阿富汗的各大城市,就可以平息该国的局势。尽管军方高层曾警告称,红军未做好镇压叛乱行动的准备,苏联领导人却低估了对手的实力、狂热、毅力、以及出乎莫斯科意料的战斗方式。苏联红军很快陷入与叛军的直接战斗,而由于苏联干预,叛军的规模快速壮大。直到十年之后,红军才撤出阿富汗。苏联因为战争支出、人员伤亡、以及被国际社会孤立而元气大伤,不久便土崩瓦解。但在决定军事干预的时候,威吓成习的克里姆林宫看不到上述潜在的风险。苏维埃驻外官员和特工发出的预决策警告被压制或忽视,军队领袖也无奈凡事由……拍板。
1982年,阿根廷军事独裁者决定占领英国的福克兰群岛,企图通过激发阿根廷人的爱国心扭转在国内地位的下降。军政府的认知模型完全不切实际。首先,在所有人中偏偏认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会派遣英国军队夺回群岛,又假设美国不会支持英国。军方领导人依赖外交官分析英国可能的反应,而与英国多年冷战造成的挫折和愤慨影响了外交官的客观判断。结果与军政府的预想恰好相反:阿军被强行驱逐—堪称国耻,英方更坚定了捍卫福克兰群岛的决心,一时激起民众的强烈反应,迫使军政府下台。阿根廷人一度十分肯定英国不会出兵,因而驻守部队没有战斗准备;最终,面对英军迅速投降。
在2001年9月11 日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之后,气氛骤然紧张,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找到了推翻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进而在阿拉伯世界建立民主制度的原型的机会。乔治·布什总统及其助手曲解了粗略的情报,事实证明,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情报是错误的。为避免开战的决定受到质疑和阻滞,美国当局更无视关于入侵伊拉克后的风险和代价的警告。美国对伊战争持续了八年之久,付出了沉重代价,包括人员伤亡、财富损失、地区不稳定、全球形象减分、以及分散打击基地组织的注意力。而伊拉克仍然宗派冲突不断
上述案例显示,决策者在下列情形下特别容易错误地发动战争:
• 情报被忽略、过滤、曲解或操纵以迎合特定倾向• 过度依赖直觉和经验
• 傲慢、以自我为中心或狂妄导致盲目自信
• 僵化而错误的战略构想或愿景占上风
• 不考虑意外情况
• 低估敌人的意志或实力
• 低估作战难度或持续时间
• 压制异议和争论。
在上述导致战略决策失当的原因综合作用下,决策者会过度冒险。浮躁的领导人及其亲信对他们掌控未来的能力太过自信,甚至到了以为敌人会乖乖听从摆布的地步。在这些情况下,决策者比普通人更倾向于冒险。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规律,即非常成功的人对其掌控局面的能力盲目自信,而且也吻合芭芭拉·塔奇曼在《“荒唐”进行曲》中的观点:集中的政府权力不仅酿成腐败,还会导致不良的思维方式。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相比客观现实,战略误判与有缺陷的认知模型的关联性极强。那些犯错者本该更了解情况,因为当时似乎有相关信息可改善他们的认知模型,支持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相比之下,当做出正确的选择时,例如,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亨利·基辛格处理1973年美苏对峙的方式、苏联在1982年决定不出兵波兰摧毁团结工会,决策者会充分利用手头的信息,因而基于健全的现实认知模型行事。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决策者可获得的情报和其他信息量呈指数级增长,准确性也显著提高,但犯错的倾向仍挥之不去,这印证了我们的观点:信息使用不当是罪魁祸首。
所以,需要改进领导人和机构运用信息的方式,以便他们的认知模型反映客观现实,进而能够做出合理的选择。虽然这个解决方法在理论上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绝非易事。领导人圉于自己的认知模型,可能不愿承认他们会过滤(更别说扭曲)信息以迎合其倾向和意愿。在这方面,他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更愿意选择支持自己既有观点的信息。决策者越是自信,越是认为自己果断,就越不会接受预示他们错误的迹象。然而,也许更明白事理的机构和顾问必须依赖领导人,故不愿犯颜直谏。我们的案例一再表明,对这些盲目的决策者的制度性约束要么缺失、要么太弱,无法预防其犯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