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延续？

港深

读完《菊与刀》，找到了一些困扰已久的日本问题的答案。日本是一个看起来十分拧巴、充满矛盾的国家，二战期间对邻国人民残酷镇压，尤其是在中国犯下了滔天罪行，并且战争中频繁用“神风特工队”等极端方式进行自杀式袭击，但在天皇宣告战备后却全部第一时间放下屠刀，本土被美国占领后又零抵抗，竟然鞠着躬把占领军迎入国门。作者本尼迪克特于1944年6月开始日本的研究工作，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文化认同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美国政府曾经依据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制定对日政策。有如下三点收获：
1.日本主流社会的等级观念森严，讲求“各得其所”。
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自由的追求，日本像呼吸空气一样承认等级制行为，对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比如两性关系、年龄大小、辈分高低、长嗣继承、家庭关系、友人同事，在每个人心中都是有等级排序的，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不同等级的人的礼仪，比如不同敬语、不同的鞠躬角度，也就造成了世界上最为繁琐的礼仪系统。其中，具有日本特色的鞠躬标志着鞠躬方本来可以自己处理的事情，自己承认对方有权干预，接受鞠躬的人还要承担一些责任。
日本有一句形容秩序混乱的谚语“兄无兄样，弟无弟样”，也充分反映了日本民族对于等级观念的尊崇，这种唯兄长为尊的观念还曾被日本政治问题的讨论上，比如在臭名昭著的“大东亚”政策的问题上，日本陆军省一个中佐发言人就曾经说道：“日本是东亚国家的兄长，其他东亚国家是日本的弟弟。这是占领地区人民都知道的事实。如果哥哥过于溺爱弟弟，会让弟弟产生误解而滥用哥哥的好意。因此日本会合理地对待东亚邻邦，以免当地居民在心理上滥用日本的好意，而这样会不利于大东亚地区的发展。”。这种想法为日本军方侵犯各国提供了“心理依据”，却给东亚其他各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在最高领袖的问题上，日本的天皇不同于中国封建时期的皇帝，并没有政治上的实际权力，但是，重视等级制度的日本人还是给予了天皇在等级制社会中一个“合适地位”，虽然在历史中的很长时间里，日本的实际政权在将军手中，但是日本人却一直非常珍视隐居在京都宫廷的天皇，因为天皇对他们意义非凡，一定程度上也是天皇一族延续在2600年，125代从未改朝换代或遭到废除的原因。
2.日本极度讲求有恩必报，帮忙会成为被帮者的负担，所以来自陌生人的帮忙不一定受欢迎；日本人“脸皮太薄”，极为重视名声与情面，自杀是挽救名声与情面的常用手段。
日语中，恩的概念与“承受的负担、债务、重负”意思是共通的；比如受长辈的恩、上级的恩，但如果是受同辈的恩，那么对于接受者来说会有一种不快的自卑感。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时，其含义就等于“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同时会称对方为自己的“恩人”。日本人自己会常说：“未报恩于万一”。最大的“恩”，就是“皇恩”。对待“皇恩”最好的体现就是无限忠诚，这是“皇恩”最大的意义。当天皇施予恩情，每个人在接受这样郑重的恩情时都是带着无比感激的心来恭敬承受的。
除了皇恩之外，主要的恩情还有父母之恩、主人之恩，所以在日本，子女或下属对父母或上级是十分尊敬的，会尽量满足要求，这也代表了他们对于这种“恩”的看重，“恩情的力量”远远大过受恩者自己的意愿。在日本之所以能够让这样的伦理原则存在和进行，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看成一个巨大的负恩者，因此能够形成全民族都履行这样的义务而没有怨言的局面。所以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文化，日本人接受别人帮助或恩惠时的心情是沉重的，并不是完全的开心，因为接受帮助便欠了恩，自己背上了债，总有一日要报答。
与恩相对应的概念是“情面”，“情面”与恩主要不同点在于还没有上升到义务的高度，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叫做“对社会的情义”，也就是对于别人情面的积极回应，更多的是一种礼貌性的义务；另一类是“对名誉的情义”，也就是维护自己的名声。作者对日本文化中情面的解释是“正道；人应该遵循的原则；做一些自己并不愿意做的事以免被别人非议。”，“不愿意”这个词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正是“情面”与“义务”最大的区别；这一概念与中国人讲的情面却有相近之意，不过程度上较中国文化中的更重，“情面”在日本文化中是完全被迫进行回应的一种道德准则，它让接受“情面”的人总觉得非常为难。
日本民族脸皮很薄，十分注重要使自己的名誉不受损，顾及“情面”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有一个好名声。因此，照顾情面就必须做到安守本分，在心中不快的时候也能够顾及他人的感受，做好自己的事，遵守各种繁琐复杂的礼仪要求，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维护好自己的声誉。除此之外，如果因为没有顾及“情面”而让自己的名誉受损，那还要做一些补偿措施以补救受损的名声或者消除遭受的毁谤或侮辱。
总之，作为一个人，必须做到“要脸面”，否则就被认为是无耻。极端的情况或许会出现对毁谤者进行复仇，甚至为了“情面”而自杀。在“复仇”和“自杀”两个极端之间当然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但对于有关名誉的事，不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轻易了之。日本人对于名誉的捍卫的程度可以类比世界上大部分民族对于利益的捍卫一样，十分激烈。洗刷污名甚至在身后获得好评的方式就是选择适当的方法自杀，日本人非常尊重自杀，并觉得自杀完全能够做到光荣和有意义。遇到特殊情况，自杀是维护“对名誉的情义”最体面的方式。
3.日本重义而无“仁”，是与中国文化最大的区别。
日本人一生中所受的恩惠和受恩之后的报恩义务，尤其是针对皇恩的，是需要无条件而必须完成的，也因此它们在日本人的人生中成为了绝对性的东西，这也是与如中国文化十分不同的地方。与日本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对于道德的态度并不像日本人那样绝对无条件。中国文化中，仁是在忠孝之上的，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高的道德，“仁”的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内容，对于子女，父母应该有“仁”，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的忠义需要仁作为一个先决条件。能够成为尊贵的皇帝，其前提就是因为他对臣民施行仁政，皇帝手下的各种官员也是如此，需要遵循“仁”的道德标准而行事。反观日本，对于中国人的这个前提，日本人从来没有接受。日本的伦理体系是把“仁”排斥在外的，与“仁”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情况完全不同。仁被日本人排除在伦理体系之外，从而不像忠孝一样是日本人必须遵行的道德行为。

从这个角度看，二战期间，日本人对于天皇的崇敬和愚忠被军国主义所利用，号召官兵做到“谨慎奉诏”，“不令圣忧”，让他们“以崇敬之心报答陛下仁慈之德”并让他们甘愿“为天皇献身！”，这也是神风特工队自杀式袭击报名踊跃的原因。与愚忠相对应的，如果天皇下令停止战斗，那么也会立即停止所有抵抗。这也解释了日本宣布战败后对占领军零抵抗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