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表于 2022-1-8 17:29:33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北京
说个关于浙江方言的吧,浙江一共88种方言,到了同一个县可能都互相听不懂的程度。在浙江,普通话是唯一通行的语言。
在中国,只要会普通话,一般是没有什么地方存在语言障碍而无法沟通的。就算是你不会说普通话,山东的同学到了河南、河北,就算你只会沙东话,也能沟通个大概,绝不会有人听不懂你说话。
但是到了浙江,你就会发现这套行不通了。从方言学的角度来划分,浙江95%以上的人口说的方言都可以被归为吴语[1]。但当杭州人、台州人和温州人一起张嘴的时候,只能尴尬地切回普通话模式。
在浙江,有时候就算是来自同一个县也有可能彼此语言不通,为什么会这样呢?
浙江话,自带加密功能
浙江人虽说讲的都是吴语,但吴语也有差别。浙江的吴语可以分为六个大片:太湖、台州、瓯江、上丽、金衢和宣州片,而太湖片又可以再分成四个小片[1],相互之间差异非常大。
早在2015年,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时,浙江就凭借自己省内方言的复杂程度,成功引起了调研团队的注意。一开始,按照一县一点的原则,浙江就确定了77个方言点。但他们发现,有些县根本不止一种方言。最后调研团队又增加了11个方言点,总计88个[2]。
换句话说,浙江省已经确定的方言就有88种之多。浙江人讲起家乡话,都自带屏蔽功能。
2019年1月23日,浙江湖州,两位老人在聊天。作为一个外地人,即使他们不贴着耳朵聊,你也是听不懂的 / 视觉中国
同为吴语区的一份子,彼此间差异却如此之大,其实与方言学的划分定义有关。
方言之间能否被划分为同一类,主要根据它们的音韵学特点来划分,也就是“特征判断法”。音韵学上,同样符合一个特点的方言,就好像得到了一张开头号码相同的身份证号,也就得到了一个地方的身份确认。
而判断一门语言是否是吴语,主要看“帮滂並、端透定、见溪群”这九个字的读音有没有保留古代的读音[3]。北京话中“帮並”合一(都为b),“端定”合一(都为d),而吴语里面,“並”和“定”的读法实际上都是普通话没有的浊音。
2017年10月20日晚,在浓浓的吴语评弹曲艺声中,上海博物馆“游艺·初回”第一场演出“吴门书札弹唱”举行,满足这些特征,吴语的范围很广 / 视觉中国
所以只要保留了这种读法的方言,就被认定为吴语。而用词、语法上的一些特点都不是划分方言的重点。
因此,虽然大家都说吴语,内部差异也很大。拿一个“你”字来说,上海、嘉定一带说“侬”,苏州说“倷”,常熟说“嫩”,而无锡常就直接说“你”。金庸在《天龙八部》里就有不少对话都直接使用了吴语。
阿碧微笑道:“两位大爷来啊来到苏州哉,倘若呒不啥要紧事体,介末请到敝处喝杯清茶,吃点点心。勿要看这只船小,再坐几个人也勿会沉格。”
金庸是海宁人,所以这里讲的吴语也是太湖片。不过如果他到浙南的温州去恐怕就真的“弄勿清爽”了。因为浙江南北两地的吴语差异极大,就算是同一个县的都不一定能听懂,更别说南北两地了。
在北方,这样的情况很难想象,但在浙江,为什么就有这么多的方言呢?
地形、移民惹的祸
其实要是看一下浙江的地理地形,就能大概明白了。
浙江的地形号称“七山一水两分田”,70%的面积都是山地和丘陵。剩下30%,河流和湖泊还要占去6.4%[4]。而在古代,要想“跨过山河大海”去和别人交流也是一件困难的事,高山和密林往往也就成了方言的分界线。
因此,在浙江省内,内部方言一致性最强的往往是浙江北部的杭州、湖州、绍兴和宁波等[4]。这是因为这些方言区往往都在平原上,彼此间的交流和往来相对比较密集。
浙江省地形图,可以看到,浙南的地形以山脉丘陵为主,而浙北则有一些平原 / bigemap
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地区有发达的水系连通。
在太湖水系和大运河水系、这些地区的人们可以乘船往来,因此在一来二去间,语言的沟通性也就大大提高了。而钱塘江沿岸的方言,一般也都是可以沟通的[4]。
同理也适用于舟山和宁波。虽然它俩一个在陆地,一个在岛上,但两地之间有发达的海运,在清代海运解禁之后,许多宁波人都去了舟山[4]。因此宁波话和舟山话的沟通度也很高。
2011年7月9日,浙江舟山,一位小男孩正在等待下海游泳的最佳时机。沿海便利环境,让舟山和宁波的方言差异没有那么大 / 视觉中国
所以你看,《射雕英雄传》里郭靖说的是杭州话,黄蓉说的则是接近于宁波话的舟山话,这两种都是浙江北部吴语太湖片的方言。所以他们两个最后能成一对,主要原因还是谈情说爱的时候,语言沟通没有障碍。
而浙南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由于多山地丘陵,浙南即便是紧挨着的两地,方言也往往不能沟通。浙南的台州市虽然与宁波相邻,然而两地隔了一座天台山,因此方言差异很大[4]。
2016年4月30日,浙江丽水,春暖花开时节的云和梯田,浙江地形多山地、丘陵,也是他方言众多的原因之一 / 视觉中国
而讲着“恶魔之语”的温州人民,由于西面靠山,东面靠海,境内又有150多条河道,因此不仅同属吴语区的宁波、台州人听不懂温州话,温州人自己也不一定能听懂温州人说话[4]。著名的互联网传说中,抗战时曾被当做军事密语的苍南蛮讲,也就出现在这一地区。
不过,“十里不同音”的情况也不能完全推给地形,移民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比如,浙江西北部的安吉、长兴等县,就分布着总人口50多万的一些使用河南话、湖北话的官话方言岛。吴语区还有其他地方的方言,这就是因为移民。
2017年5月13日,浙江省安吉县老石坎水库。移民到这里的人因为山脉阻隔交流更困难,也就很容易形成方言岛 / 视觉中国
比如,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战争中,浙北是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战后人口损失也十分惨重。以安吉县为例,1851年该地区人口29万,可是到战争结束后的1871年只剩下1.1万人。因此清廷从湖北、河南等地迁来了大量移民用来补充人口损失。随着他们一同来的家乡话自然形成了官话方言岛[5]。
也就是说,在浙西北地区,这个村子还是本地说吴语的土著,只隔了一座山或一条河的另一个村就可能是清中后期迁来的河南、湖北移民,说的外省方言。由于交通不便,他们世世代代也没有进行交往,杂七杂八的方言也就保存了下来。
不只战争移民,古代的军政制度也会带来方言岛。比如浙江宁波观海卫的燕话方言,实际是一个闽南语方言岛。而温州的金乡话,则兼有北方方言和北部吴语的特点。
2019年3月17日,浙江省宁波市,大量移民的涌入让宁波这座城市充满着生机 / 视觉中国
这些人就是由于军事需要,从福建或浙江北部迁移到沿海地区从事卫戍活动的。这些军户往往携家带口居住在与周边隔离的军事据点内,他们的户籍也不能从军籍转入民籍。这样保持着与外界的隔离状态,就使得他们的方言得到了保留[6][7]。
外来移民不仅能直接产生方言岛,也会影响本地的方言。比如南宋迁都杭州,大批北方人也随之移居。在1127年到1156年的30多年里,杭州的外来人口就超过了本地土著[8]。因此杭州话受到北方话的影响,也带上了浓重的北方色彩。
没有经济中心就没有标准方言
不过,浙江方言之所以这么纷繁复杂,主要还是因为没有自己的“标准语”。
一般情况下,一个地方的影响力越大,则周围地区的人与它的交流越多,该地的方言也就越有可能成为本地区的“标准语”或“共通语”。而这就跟地方的政治经济地位有关。
比如日本在19世纪后期开始推行国语运动,而当时首都东京当时在日本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十分强大。东京上层社会使用的方言就成功当选了日本标准语[10]。而当时影响力稍逊于东京方言的关西话,现在只是电视娱乐节目中搞笑艺人在使用。
粤语也是同样的情况。从清代开始,广州就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广州方言也逐渐上位成为粤语的标准语,而曾经与广州话相差无几的四邑话就没什么人会说了[11]。
北京工体,陈奕迅用粤语唱歌,粤语不仅是广州的代表,因为港剧、粤语歌的流行,它也一度风靡全国 / 视觉中国
但浙江就完全不同了。“浙江”一词首次出现还是唐朝。由于以前行政区划过于臃肿,浙江被唐肃宗拆成了东西两道。在整个唐代,浙江的行政中心又三次迁徙,这三次迁徙的目的地分别是昇州、苏州、杭州。
直到北宋,东西两道的分分合合重复两次后,终于在南宋初年,确定了以越州(绍兴)和杭州作为两路分别的行政中心[12]。
在明清时期,此前一直和杭州上演“甄嬛传”的苏州府被划归江苏,杭州才终于成了浙江地区真正的老大[12]。不过,这早就没什么用了,因为这时吴语的分割局势已经基本确定了。
2013年11月19日杭州西湖断桥边的集贤亭上游人如织,据说断桥建于唐朝,随着浙江政治中心的变迁,断桥的人流量亦会随之变化 / 视觉中国
由于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浙江方言最后也没有一个“老大”,最后大家都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外国传教士就曾亲身体验过吴语的魔性。1845年6月,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就发现,他的中国男仆(宁波人)在吴淞口试图与船工、水果贩子等人交谈,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而不是本地人的官员,通常都要随身带着翻译[13]。
2004年9月7日,宁波话注音的《英话注解》一书,一个宁波人听浙江其他地方的方言,难度也接近于听外语了 / 视觉中国
不过巧合的是,虽然浙江十里不同音,浙江人彼此间也只有说普通话才能交流得了。但每当他们在外面说起各自的家乡话来,却常常被人误以为是来自同一个团体——日本人。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2012).汉语方言地图集,第2版,汉语方言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2]http://hznews.hangzhou.com.cn/kejiao/content/2017-12/12/content_6739190.htm
[3]赵元任, & 倪大白. (1980). 吴语的对比情况. 当代语言学(5), 27-32.
[4]刘睿杰, 章祎雯, & 刘家顺. (2015). 自然地理要素对浙江省方言空间分布的影响.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6), 127-129.
[5]黄晓东. (2004). 浙江安吉县官话方言岛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北京语言大学).
[6]杨何金津. (0). 宁波明清卫所驻地观海卫方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7]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温州市志,上. 北京:中华书局
[8]佚名. (2015). 杭州方言方言岛现象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西北师范大学).
[9]袁家骅(1983).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10]李丹慧. (2017). 日语的标准语与方言. 安徽文学(下半月)(8), 89-90.
[11]谭元亨(2013)广府文化大典.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12]董惠民,吴仁斌(2008).浙江历史与文化.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3]施美夫著,温时幸译(2007).五口通商城市游记.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