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李小牧(没错是本人)。在日本生活超过 30 年了。在这个国度我有很多身份,「日本歌舞伎町的案内人」、作家、参选的议员……我的生活总是在不同维度间游走,唯一共同点的是我在不断恋爱。
今天,我想以我的生活轨迹为主线,和你聊一下我在日本的生活和成长的心路历程。
作为一个「案内人」,我的工作是陪同外国游客玩赏这条号称东洋第一的娱乐街。在这座灯火通明的不夜城里,我的生活被热闹和喧嚣包裹。
歌舞伎町初来乍到,三天花光所有积蓄
1988 年 2 月 26 日,27 岁的我和朋友两人一起空降成田机场。那是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大雪天。一出机场我们直奔新宿,因为在我脑中,「日本=新宿」。这个新宿有东洋第一的欢乐街——歌舞伎町。我在国内就听说这里仿佛天堂一般,亲眼目睹后慨叹果然名不虚传。
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到达歌舞伎町后,迎接我们的是鳞次栉比的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广告牌上几乎都是裸体女人。这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我们欣赏着婀娜多姿的东京美女,在歌舞伎町里游荡了大约两小时,然后拨通了东京朋友的电话。此人正是我在深圳做中介的时候送到日本的留学生之一。
她迅速赶来,见到我们一番寒暄之后,非常抱歉地告诉我们,她的房间并不宽敞,睡不下三个人,但是可以带我们去一个便宜舒适的地方。后来我才明白,她给我们介绍的是歌舞伎町的情人旅馆。初到日本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只见清一色的粉红墙壁,墙角有一张双人大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睡。也许是因为长途跋涉和高度紧张,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劳感。
第二天我去了高田马场的日语学校,办好入学手续,交了 3 个月共 18 万日元的学费。学校已定,接下来便是马不停蹄地寻找住处。起初,我们和别的中国人在西武新宿线地新井药师前车站附近的公寓里合租一室。五个人住在一间八张榻榻米那么大(约 12 平米)的房间,每月房租五万。然而,由于一个月后留在深圳的妻子爱梅也要来日本,所以我住了一周便搬走了。就算中国人对挤在一个狭小空间里早已习以为常,但我们夫妻俩还是很难想象和四个外人共处一室。
最终我们住进了学校推荐的中介给我们介绍的住房,位于高田马场,一个房间只有 6 张榻榻米的大小(约 8 平米),月租竟然达到三万六千日元!一开始我以为这是一年的租金,所以,当得知这只是月租时,我倍受打击。除此之外,还有礼金和押金,「嗖嗖嗖」几个月的房租就这么交出去了,我的情绪简直跌到了冰点。
我带来的 50 万日元,在交了学费和住宿费后,已经所剩无几。原以为算得上天文数字的 50 万日元就这么向零花钱一样见了底,我愈发忐忑不安。为了缓解这种恐慌,我疯狂地投入了工作。
首先,我去了歌舞伎町一番街的中餐馆问人家:「打工,OK?」,结果店里的老板出来跟我说「NO!」,我只好放弃了(有趣的是,这个老板便是我 27 年后在新宿区议员选举上的竞争对手下村治生先生)。我在歌舞伎町里边走边找工作,不知不觉来到了第一天入住的那家情人旅馆。想必是歌舞伎町的魅力吸引我在此工作,也或许是冥冥之中有股无形的力量指引我「回归自我」吧。
我一手拿着日语辞典,一边拼命地对着酒店前台小窗口里的太太用单词表达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她当场同意让我做清洁工,时薪 600 日元。对于当时日语不流利的我来讲,这个可以避免和日本人讲话的工作机会简直就是老天对我特殊的垂怜。
然而,情人旅馆的清扫工远比想象中艰苦。我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将情侣们用过的房间恢复原貌,而这五分钟里要做的事并不仅是换床单,开窗通风换气,还要把堵在排水口的、不知是谁的阴毛全部拢到一起清理掉。更令人窒息的是,在拾起扔在地上的使用过的避孕套的一瞬间,我感觉到自己的尊严被践踏到碎落满地。不管怎么说,在中国我曾是个活跃的舞蹈演员,是个文艺报刊的记者……我是个男人,凭什么在这儿我得收拾人家用过的避孕套!
除了在情人旅馆打过工,我也进过日本料理店的厨房和搬家公司,还在「娘娘腔」俱乐部里当过服务员。为了挣钱,我「无所不用其极」。「娘娘腔」们的舞蹈引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找到老板,给他跳了歌舞剧团里的几段舞蹈。之后,我便在这家店里获得了舞蹈演员和服务员的双重身份。我每晚工作到深夜 3 点,第二天早上 9 点就要去语言学校上课。这样的作息时间实在令人吃不消,于是我干了一个月便辞职了。
柳暗花明:「歌舞伎町案内人」的诞生
辞掉「娘娘腔」酒吧的工作后,我又为寻觅下一份工作而游荡在歌舞伎町街头。
突然一天傍晚,一个戴着棒球帽、站在路中间给过往行人发放物品的中年男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迅捷地将手中的餐巾纸分发给路人,那动作快到几乎没人看得清。
于是,我也上前接过一包,纸巾背面印着「歌舞伎町首家相亲俱乐部」几个字。
「相亲」、「俱乐部」……这是什么意思?
虽然对这两个日语单词不甚了解,但这种异样的感觉反而吊起了我的胃口。
「这家店招人吗?」我问道。随后,幸运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中年男子把我介绍给了老板。我当天便开始发放广告纸巾,时薪 1000 日元,上下班时间由自己支配。
这样一来,我可以上学兼职两不误。
接连几天我都在路上发纸巾,很快便掌握了技巧——一定要面带微笑,让自己富有亲和力。
我对自己与生俱来的亲和力还是信心十足的。而且,我的这种亲和力,不仅在在发放纸巾上、案内人的工作上,甚至在后来的选举传单派送上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随着一箱又一箱的纸巾被发空,我也渐渐从中发掘到了另一份商机。我发现,只要我在歌舞伎町上派发纸巾,就会有港台游客叫我带他们去脱衣舞剧场。
每次,他们当中总会有人给我 500 到 1000 日元的小费,多的时候甚至是 3000 到 5000 日元不等。
发纸巾的时薪是 1000 日元,工作 8 小时便是 8000 日元。这么一对比,如果介绍游客顺利的话,一小时就可以赚到发纸巾一天才能赚到的钱,这岂不是比发纸巾更有效益!
「香港来的吗?想玩点什么吗?」只要我笑容满面地和他们这样打招呼,大部分人都会停下来。
港台游客来到亚洲第一的欢乐街,大都不知道去哪里才能玩的放心,因为当年的歌舞伎町曾经因为被称为「黑帮之地」而臭名昭著。
「我可以把你们带到你们想去的地方,如果满意的话,可以多少给一点小费吗?」
来到笼罩着黑帮势力的歌舞伎町,港台游客一听到国语就会倍感安心。他们当中自然也没有人拒绝给我小费。
那时候在港台游客中最受欢迎的项目是观看脱衣舞表演。在发纸巾的时候,我也会忙里偷闲主动和游客们推荐道:「我知道一家很不错的脱衣舞剧场哟!」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剧场去。
有一天,我带了十多个香港游客去一家脱衣舞剧场,起初始终对我不屑一顾的剧场老板,竟然欣喜若狂地和我商定每带来一位客人,给我抽取 500 日元回扣的协议。
这样一来,我也有了干劲,连续几天给这个剧场带去了二、三十人的旅游团。
渐渐地,1 人 500 日元的回扣也逐步增加,最后达到了每人消费金额的五分之三都成了我的回扣。从风俗店、俱乐部、酒吧到餐厅,再到成人用品商店,我几乎和歌舞伎町里所有的店铺都达成了这样的回扣协议。
而且,我只和优良店签协议,只为优良店做「案内人」,始终与为了谋取暴利而搞坑蒙拐骗勾当的「皮条客」们划清界线。
虽然我也被中国同胞们称作「皮条客」,但这明显是一种误解。
就这样,我在东洋第一欢乐街上拉开了专门为外国游客服务的「歌舞伎町案内人」的人生序幕。
离婚、结婚、离婚、结婚……
我有过六次婚姻,其中第三段婚姻是和一位日本女性,如果让我形容她,应该就是贤良淑德,可谓是相夫教子的完美典型。
当时,在和第二任妻子离婚后,我搬到了西新宿的公寓里。这栋公寓的 2 楼有家理发店,离家近又方便,我始终在那里理发。
店长是位日本女性,叫久美子。她小我三岁,但接触下来像个姐姐一样对人体贴入微,我也向她倾诉过很多心事。
她在澳大利亚有过留学经验,因此面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也是很有耐心。
与久美子结婚,说实在话,也是因为我有点走投无路。
那时的我很随意地和一个歌舞伎町的陪酒女在一起,不断地给她买高级的首饰和皮包,甚至还带着她去香港旅行,花出去的钱不止 400 万日元。
之所以和她在一起,是因为和我正式交往的上海女人脚踏两只船,最后抛弃了我。再加上即将从东京 MODE 学园毕业,我深觉前途未卜,整日焦虑不安。
很显然,如果再错一步,我就会步步错到底,甚至无法再继续做案内人。我想,如此四面楚歌的男人是不会有人关心的,到最后只会落得个人人嫌弃的下场。
「要工作没工作,要女友没女友,要钱没钱,什么都没有。明年签证就到期了,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我不由得自言自语道。
见我一脸消沉,久美子邀请我出去喝茶,她问我:「李桑,你现在到底在想什么能说来听听吗?东京 MODE 学园毕业后是想留在日本?还是想回到中国?」
其实,我对日本的确还有迷恋。与其说是迷恋,倒不如说是不想离开歌舞伎町吧。
我想一直以案内人的身份生活下去,但这个职业换不了签证。
「我当然想留在日本,但是签证快到期了……」我这样答道。
于是久美子说了一句我连做梦都没想到的话,她说:「那我们结婚吧。」
「啊?!」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桑想留在日本的话,我和你结婚也可以。」
当然不是假结婚,其实和相亲结婚大同小异。如果各方面合拍,登记结婚后再恋爱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我们两个当时的想法。
1993 年 1 月,我和久美子结婚了。
1994 年 7 月,我们的大儿子滉一出生。
面对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心性也完全发生了改变。滉一和我很像,身材高挑,身高 1 米 82,并且热爱舞蹈,曾经在全国的街舞比赛中获得了中学生部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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