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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林，是我在阿拉木图的中亚军事法庭审判牛水时认识的年青，新疆大学政教系毕业，父兄皆是中共高干。他带着新婚的妻子（乌鲁木齐第一师范毕业）越界了。他告诉我，他们新疆大学学生为逃避艰难的乡下生活，不断从南北疆边界往外国逃亡，演出了一幕幕悲剧。有一次7个大学生结成了小分队翻越帕米尔高原，想逃去巴基斯坦，全冻死在冰山上了。他们一起越界逃离的有6个人，5个新大的学生。过界后KGB把他们全分开了，各人下落彼此都不知道。KGB同情和优待他们，相当信任他们夫妻。在阿拉木图市给了住宅，他妻子在商店当售货员，晚上在KGB中文训练班教中文。他买了小汽车，在中苏边界的维吾尔聚居区流动照相，打探消息。
柯吉达夫是北哈萨克斯坦一个偏僻的小州，首府柯吉达夫市才5万来人，中国人却不少，垦荒地，需要大量劳动力。柯吉达夫城里有一个照相的哈尔滨人，姓孙，人们叫他孙牙医。伪满时期，他在日本早稻大学留过学，毕业后在伪满政府做事，娶了个中俄混血女人。在斯大林还没有把中东铁路的股权卖给日本时，中东路管理局的苏籍职员充斥着各式特务，孙被发展成为苏联间谍。日本投降，林彪率领大军进入东北，他这段“光荣的苏联间谍史”成了他的本钱，在哈尔滨公安局当上了干部。1954年第一批苏侨返苏，他一直在柯吉达夫市照相，同时当业余暗探。他会一点牙医，业余给人治牙痛，他的药是用桦树皮，鸦片，海带熬成的黑汁，说是从中国带来的包治百病的中药，有点效力，找他治牙的人不少，人们称他为孙牙医。他见到了中国人就吹他的光荣历史，从皮包里拿出早稻田大学毕业证书炫耀。
我对他说：“你当过伪满洲国的官，又给苏联人办过事，现在又常常跑胜利路21号（柯吉达夫州KGB管理局办公楼），可是三料特工啊。哪一天中苏开了战，解放军打倒中亚来，你怎么办？赶快向西走吧。”他听后一下给吓呆了，话都说不出来。
有位中国人从西伯利亚集中营释放后，发配到柯吉达夫市，娶了一位带着个小儿子的俄罗斯战争寡妇为妻。这位华侨年纪大了，无儿无女，和俄族妻子过的很恩爱，喜爱俄族儿子，白天上班，业余种菜，挣钱养家。儿子假期要旅游，上中学后要买摩托车，他都尽力满足。经过艰难的战争年月后，他儿子和中国爸爸一起生活得非常幸福，很爱自己的爸爸。中学毕业后儿子考上了飞行学校，毕业后当了飞行员，在某欧洲大城市安了家，娶了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女医生作妻子。飞行员工资高，社会地位也高，是人们羡慕的对象，母亲去世后，他把中国父亲接到家里瞻养，每年夏天给老头子几百卢布，叫他回柯吉达夫市看望老朋友。这个俄罗斯儿子孝顺中国老父有始有终的故事令人称道。
柯吉达拉还有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的苏联间谍。离金田村80公里，离柯吉达夫市4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小城市叫蜀琴斯克，也叫浦诺沃衣。何洪恩给我们写了信，我们回信了。我第一次获准去阿拉木图度假，到何的住处看望他。两瓶伏特加，我们一起长谈了半天半夜。在中国出版的介绍苏联KGB对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书里常提到此人。
我在柯吉达夫市建筑公司所属的一个集体宿舍里和何洪恩第一次见面时，他住的房间里有两张床，同住的是一位哈萨克年青建筑工程师。进他房门后，何告诉我这个哈人很少住宿舍，床空着，你可以在他床上睡一晚。但晚上10点钟，那个哈萨克工程师回来了，我只好去住旅社。何当时已快60岁了，干瘦，中等偏高的骨头架子，一口上海式的国语，会英语和日语，KGB人员找他时都用英语对话。见面后，何对我的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死有余辜”，第二句话是：“我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何洪恩，浙江杭州人，他母亲在杭州还活着时，一家香港银行每月从他的存款中给她寄生活费。他有两个妻子：中国妻子住在香港，儿子在美国留学读博士；日本妻子住在日本。抗战发生时，他高中毕业，流亡到了重庆，途中请一位算命先生给他算命，结沦是：“生于东南，死于西北。”现在可真兑现了。到重庆后，他考入一个军统敌后工作训练班。他把自己的手和脚转给我看。腿和手臂不动，手腕脚腕就可自由地左右上下转动，后来他被日本鬼子抓住严刑拷打。训练班毕业，军统派他到上海秘密收集日寇情报，没多久组织被日寇破坏，和他一起在敌后工作的军统人士都被关进了日寇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受尽了各种酷刑。之后被送到日本本土，在鸭巢监狱关了2年，参加了日军的间谍工作，伺机把日军在东南亚活动的不少军事情报秘密报告了重庆大本营，并转给太平洋的美军，为盟军的反攻太平洋立了功。抗战结束时他是军统的中尉情报官。他英语日语都会，被派到日本美国占领军当翻译。1948年返回上海，仍在军统工作。何说1948年在上海某次宴会上，他和苏商时代书局的苏联特务认识了，才上钩当了苏联间谍。1949年，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他随军去了台湾，仍干老行当。何说，到台湾后，50年代中期他参加了国军参谋长孙立人领导的兵变准备活动。兵变失败以后，他和几个朋友在高雄抢了一艘渔船，逃到了香港，从此定居香港，弃谍从商。在香港和日本之间奔忙，很赚钱。苏联驻日大使馆的商务参赞是一名KGB将军，在一次商务活动中认识了何洪恩。何在苏联在中国发展的间谍名单上也赫然有名，就被再一次拉进了苏联远东间谍网，何“死于西北”的人生厄运就开始了。何说，他当了苏联远东情报网香港间谍站的间谍后，受设在海参崴的军事情报机构指挥，任务是侦探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活动。上司曾要他去广州参加广交会，收集大陆情报。他吓得发抖，没有答应。每年他都要潜入台湾几次。苏联派在香港的间谍不少，港英当局一次就在香港造船厂抓了5名中俄混血工人。那时苏联的每一艘远洋舰船，不管是货轮，邮轮还是兵舰，船上都有专门的间谍设施，保持与莫斯科或海参崴特务大本营的直接无线电联系。香港充斥着各国特务，有几个固定的酒楼和茶馆，各国间谍定时在那里公开地做情报买卖。某谍在餐桌上或茶桌上申明我要某国某种情报，该情报的掌握者报出价钱，双方讨价还价后，现金成交。何收集到或买到情报后，就坐飞机去日本。日本港口对停泊外国轮船的码头管得不严，何混上停有苏联轮船的码头，再混上苏联船，用暗号与船上的特务接上关系后，用船上的通讯设备发无线电报给他在海参崴的上司，并接受指示。一次，一艘苏联货轮把他悄悄带到了海参崴，受到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极隆重的礼遇，风光了一番，有将军陪着他在海参崴、伯力和莫斯科游玩，日日宴会，每次宴会都有几名将军作陪。每年给他两三万美元的间谍活动费，还要一笔笔报账。何告诉他的上司，“要报账可以，但你们不能来香港查账，我可以到日本混上你们的轮船来报。”苏联上司没听，一个苏联特务直接到香港何的家里查账，被跟踪的港英便衣发现了，两个人当场落网，苏联派在英属香港的特务被一网打尽。
何还说一个1962年逃来苏联的中国人在莫斯科间谍中心受了多年训练，派到香港去当间谍，这个中国人一到香港登陆便直接去警察局报到，把他所知道在香港的苏联间谍全交待了，那一次苏谍个个落网。何说他知道有一位大陆的地下工作者，在港英政府的政治司当了高官，被港英当局发现后遣送回大陆，在广州当了检查处处长。
何说在香港坐牢相当享福，比苏联一般人的生活还好，不过，在关进的第一年是要受到各种严刑的，熬过去就成了。监狱建在海边，牢房是橡皮墙，自杀也没有办法，吃饭时犯人自己点菜，点饭，每天下午都可以在海滩上自由散步。在香港坐了一年多牢，港英当局把何扔到一艘行经香港附近海面的苏联轮船上，被带到了莫斯科。这一次到苏联和上次风光访苏全不一样了，一到莫斯科就关进了KGB大牢，和他关在一起的都是在外国出了事的苏联派外间谍。在监狱里天天接受审问，主审官是个将军，有4名翻译同时出席，两名译汉语，两名译英语。何说KGB担心的不是他在香港当苏联间谍被暴露了，而是害怕他是中国间谍，用此种方式打进苏联情报机构的。坐监时伙食不好，顿顿红茶，面包，麦片，苏波汤。在莫斯科审查大半年后，流放到了柯吉达夫。柯吉达夫是KGB流放出事的派外间谍的基地。何刚到柯吉达夫市后，还不满60岁，无权领养老金，派他在一家照相馆上班，领KGB上尉的工资。和他在同一间照相馆工作的就有曾在法国、英国当过间谍的人。
在金田村我认识一对开拖拉机的中年波兰族夫妇，原来在波兰给KGB当特务，后来KGB对他们起了疑，召回苏联流放到垦荒地被监视当农工。何说他拒绝上班干活，KGB不发工资就跑到大街上拾酒瓶卖。KGB要面子，给他发养老金了，每个月120卢布。我们见面时他告诉我已经存下了300多卢布了，何说他打麻将的本事高，如果让他的在塔什干、阿拉木图等中国人多的地方生活，不用领养老金，光靠打麻将赢钱都可以过活。
我被允许解除“有条件的自由”，来江布尔生活，在柯吉达夫市乘火车时与何见了面，他送我上了晚上10点开往哈萨克斯坦南方的火车。他告诉我说，夏天他去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时认识了一个叫阮松的中国人，阮答应帮助他去塔什干居住。阮是KGB派在当地中国人中的一个大暗探，凡有中国人聚会的地方都有阮氏夫妇出现。阮是越南人，在中国和苏联都上过学，中国话说得不错。他的妻子是中国女人，原来是外贸部的俄语翻译，一次随一个中国外贸代表团访问苏联，偷偷叛逃了，KGB撮合她和阮结婚，派在塔什干当暗探。
我离开柯吉达夫后不久，何洪恩被送到塔什干生活，KGB当局在市中心给了他一套三间的套房和一栋郊外别墅，请他在海关英文学习班教英文。我第一次返国探亲，在北京听人说何获准回中国探亲，人已在上海，走在了我前头了。我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时他已得了严重的霍金森病，口舌手脚都不断地颤抖。他回中国探亲，在上海住的旅馆就是原三青团励志社的招待所，是他曾经住过的地方。中国某些部门对他的接待很是客气。回来后去美国看望了儿子，到塔什干后他没有再讨老婆，一个20多岁的维吾尔小姐和他住在一起，照料他的生活，跟他学英语，他应允要帮这位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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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7 22:23:59
